“數字游民”：一根網線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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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遠程辦公成為不少公司的新工作方式，這讓“數字游民”這群隱身在人群中的自由工作者顯形。“數字游民”的移動辦公形式打破了以往傳統的工作與工作地點、時間的強關聯，模糊了工作、生活、休閑之間的界限，讓人們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工作空間和時間的自由。當然，如同硬幣的兩面，“數字游民”這種全新生活工作狀態，真的像表面看起來那么美好嗎？
邊工作，邊旅居
近年來，類似“25歲女子逃離大城市去鶴崗全款1.5萬買房”的新聞頻頻登上熱搜，引發人們關注。在云南麗江、大理等城市，生活著一群聚集在當地共享辦公室或咖啡廳里埋頭工作的年輕人。這群人就是“數字游民”，他們選擇離開大城市，去往生活成本更低、環境更適宜的小城居住，成為邊工作邊旅居的數字時代弄潮兒。
“數字游民”直譯自英文“Digital Nomad”，Nomad本意指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日立公司原CEO牧本次雄在其1997年出版的著作中首次提出“數字游民”概念。在那個移動互聯網尚未普及的年代，他十分大膽地預測：未來的人類社會，高速的無線網絡和強大的移動設備會打破職業和地理區域之間的界限，成千上萬的人會賣掉他們的房子，去擁抱一種在依靠互聯網創造收入的同時周游世界的全新生活方式。他還預測，這些人通過互聯網賺取世界第一水平的收入，卻選擇生活在那些相當于發展中國家物價水平的地方，“這種生活方式讓他們徹底脫離了朝九晚五、辦公室隔斷和令人煩惱的通勤”。
可以說，比起被束縛在辦公桌前，更多的年輕人希望有機會環游世界、結識各行各業的人、隨時隨地自由辦公，這些需求在疫情之下被放大。2022年初，馬蜂窩發布的《2021中國旅居度假白皮書》顯示，超六成中國年輕人渴望選擇辦公地點不固定的工作方式，在工作的同時享受度假生活。云南大理、浙江安吉、海南陵水、廣西柳州等地成為當下中國“數字游民”的優選目的地、聚居地。
技術加持，觀念轉變
“數字游民”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實現，直接得益于科技進步和數字技術發展。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無線網絡技術的發展，各行各業都在加快數字化進程，從辦公自動化、供應鏈數智化，到居家辦公、靈活就業，企業生產經營方式和職場形態，都受到數字化的深刻影響。大批企業數字化能力的提升，使得不同用工方式、工作模式下的員工高效協同、發揮優勢成為現實。
技術的發展，加上高速、平價的無線網絡連接，使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從時空局限中獲得解脫，便攜的辦公設備能讓人們快速搭建起工作環境。據了解，“數字游民”的工作范圍廣泛，包括信息技術、創意服務、教育培訓、咨詢、營銷公關、財務會計等。這些專業的共同點就是可以使用數字工具和互聯網遠程執行任務。
此外，“數字游民”群體人數的增長與社會價值觀、求職觀的轉變息息相關。受疫情及經濟因素影響，“逃離”一線城市的風潮再次興起。住在成本低的地方，為付出高薪的客戶服務，利用“地理套利”，花更少的時間養活自己，有更多的時間享受生活，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理想的工作生活方式，也逐漸獲得家庭與社會的認可。
根據中國智庫未來工作研究院的報告，目前，全球超過34%的員工長期處于遠程辦公狀態。“數字游民”數量在我國的快速增長，還蘊含著人們對工作與生活關系的反思。事實上，更在意生活質量、希望掌握工作主動權、對更加自由、靈活、多元就業方式的追求，已成為國人自我價值實現、生活質量提升的優先選項。
“數字游民”并非世外桃源
“數字游民”可以讓人暫時遠離大城市快節奏的生活、職場競爭文化和無效社交帶來的壓迫感，逃開高房價高消費、通勤時間久、內卷等壓力。但同時，“數字游民”不僅僅是自由職業和遠程辦公那么簡單，它意味著一種全新的生活狀態。
并不是每個人都適合成為“數字游民”，雖然看上去極其自由，但也意味著更多的風險與更強的能力。如何平衡自由的游玩與高效的工作產出之間的關系，需要強大的內在驅動力與自律性；從團隊協作到單兵作戰，必須應對各種意想不到的突發狀況；如何學會打破自我界限，擁有超強的環境適應能力，在缺乏歸屬感的同時能夠排解孤獨感等，都是必修課。
沒有任何一種工作或生活方式是十全十美的，任何生活都自帶枷鎖，“數字游民”也不例外。自由和獨立是常態，寂寞和離群是挑戰。許多人厭煩了循規蹈矩打卡上班的主流生活，向往自由的工作環境，因而盲目從眾。然而，“數字游民”的生活并不是逃離現代困境的方法，無論是遵循傳統的工作模式還是成為“數字游民”，都應該是深思熟慮后做出的理智選擇。
身體的逃離只是暫時的躲避，只有心靈的自由才是真正的灑脫。“數字游民”的真實生活往往并不像人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那樣光鮮亮麗，兼顧工作和旅行雖然是很多人想走的精神之路，但它同樣伴隨著某種困難和挑戰。探索一種可持續的、健康的工作和生活狀態，需要理性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半月談網 記者 李曉玲 )
